"作丘甲"是鲁成公元年(前590年)鲁国实行的一项军赋制度改革——按"丘"为单位向居民征收军事装备(甲胄、兵器等)。"丘"是西周以来的土地行政单位,一丘约为方圆四里(包含四个"甸"或十六"井")的土地。
此前,按照西周的旧制度,军事义务只由"国人"(居住在国都及近郊的贵族和平民)承担——既要出人打仗,又要供应甲胄兵器等军备物资。而居住在郊外的"野人"(主要是被征服部族的后裔和普通农民)只承担在公田上的劳役,完全不参与军事。这种"国人出兵出甲、野人只管耕田"的二元体制是井田制社会的基本格局。
"作丘甲"部分打破了这一旧制:所有居住在"丘"上的居民都要按土地面积分摊军备供应(甲胄、兵器、粮草等物资),野人从"完全不参与军事"变为"出物不出人"——兵员征调(出人打仗)仍主要由国人承担,但军备物资的负担扩展到了所有居民。这与四年前初税亩(按亩征田赋)的逻辑一致:初税亩改革的是田赋,"作丘甲"改革的是军备供应。两者合在一起,标志着鲁国在赋税和军备两大领域都开始从"按身份征调"向"按土地征收"的制度转型。
要理解"作丘甲"的意义,首先要理解西周的"国野之别"。西周社会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:
国人:居住在国都("国")及近郊的居民,主要是本族贵族和平民。国人享有政治权利(可参与国政讨论)、承担军事义务(既要出人打仗,又要提供甲胄兵器等军备物资)。国人是西周封建国家的"公民"阶层。
野人(庶人):居住在郊外("野")的居民,主要是被征服部族的后裔和普通农民。野人没有政治权利、不承担军事义务(既不出兵也不出军备),但要在井田制下的公田上承担繁重的劳役。野人是纯粹的劳动力。
这种"国人出兵、野人耕田"的二元体制下,军赋(兵役和军备供应)只与"国人"身份有关,与土地面积无关。
前590年鲁国实行"作丘甲"的直接原因是齐国的军事威胁。此前数年,齐国多次入侵鲁国,鲁国在军事上处于被动。鲁成公元年(前590年),为应对齐国可能的大规模进攻,鲁国急需扩大军备——需要更多的甲胄、兵器和战车。
但按照旧制度,只有"国人"才有义务提供军备,"野人"不在征调范围内。这意味着鲁国的军备供应来源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人群中,远不能满足大规模战争的需求。
就在四年前(前594年),鲁国刚刚实行了初税亩——不分公田私田按亩征收田赋。初税亩打破了井田制的赋税体系,建立了按土地面积征收的新原则。这一改革的成功为"作丘甲"提供了直接的制度铺垫和思路启发:既然田赋可以按土地面积征收,军赋为什么不能也按土地面积分摊?
《左传·成公元年》(前590年)记载:"作丘甲。"——与"初税亩"一样,《左传》仅以三字记录。
《谷梁传》评论:"作丘甲,非正也。丘为田赋,甲为武备。丘出甲,非正也。"——按丘征收军备不是正统的做法。古制中军赋应向国人征调,现在向所有土地上的居民征收,违背了旧制。
杜预注《左传》:"使民丘出甲,增赋之甚。"——让每个丘的居民都出甲备,是大幅增加赋税。
"丘"是西周以来的基层土地行政单位。按照《周礼》的记载,土地划分为六级:
井 → 邑 → 丘 → 甸 → 县 → 都
一"井"为方一里,九百亩(即井田制中的一个"井"字块);四"井"为一"邑";四"邑"为一"丘"(方四里,约16井);四"丘"为一"甸"(方八里,约64井);四"甸"为一"县"(方十六里,约256井);四"县"为一"都"(方三十二里,约1024井)。
"丘"在这套六级体系中处于中间偏下的位置——比基层的井、邑大,比甸、县、都小。以"丘"为单位征收军赋,既有一定规模可以组织军备供应,又不至于太大难以管理,体现了鲁国的务实考量。
"甲"指甲胄和军事装备。春秋时期的"甲"主要包括:
甲胄:皮甲或铜甲,用于保护士兵身体。制作一套甲胄需要大量的皮革或金属,工艺复杂,造价不菲。
兵器:戈、矛、剑、弓箭等作战武器。
战车配件: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,战车的制造和维修也需要大量物资。
"作丘甲"要求每个"丘"的居民按土地面积分摊这些军事装备的供应,从而大幅扩大了军备来源。
按照西周旧制(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),各级土地行政单位须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:
旧制军赋标准(仅向"国人"征调):
按照《周礼》,旧制中军事义务由"国人"承担,分为出兵(提供兵员)和出甲(提供装备)两部分。一"甸"(方八里,64井)须出战车一乘、驾马四匹,以及配套的甲胄兵器和粮草辎重。兵员(甲士、步卒)由国人以人身服役的方式承担,装备物资则由国人家庭供应。"野人"不参与任何军事义务。
"作丘甲"的变革——只改"出甲",不改"出兵":
"作丘甲"中的"甲"专指军事装备(甲胄、兵器、战车物资等),不包括兵员征调。改革的核心是将军备供应的义务从"国人"扩展到"丘"上的所有居民(包括"野人"),但服兵役(出人打仗)仍主要由"国人"承担。换言之,"作丘甲"让野人出钱出物,但不要求野人出人上阵。
鲁国将军备征收下沉到"丘"这一级,要求每丘的所有居民共同分摊以下军事装备:
甲胄:每丘须提供一定数量的皮甲或合甲。春秋时期甲胄以皮甲为主,由多层牛皮叠合、以丝线编缀而成(《考工记》记载"函人为甲"的工艺)。一套步兵皮甲约需整张牛皮二至三张,制作工序繁复——鞣革、裁片、穿孔、编缀、涂漆,耗时数月。每丘须按人口和土地面积分摊皮革原料和制甲工匠的劳力。
兵器:戈(最主要的车战武器,铜戈头+木柲)、矛(刺击兵器)、剑(近战兵器)、弓箭(弓以竹木制成,箭簇为铜质或骨质)。每丘须按比例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器或制造兵器所需的铜料、木材。
战车物资:春秋以车战为主,一乘战车需要大量物资——车身(榆木或槐木)、车轮(辐条以坚木制作)、驾车皮具、战马饲料等。虽然一丘未必单独出一乘战车,但须按比例分摊造车和养马的物资供应。
粮草辎重:出征士兵所需的粮食、饮水及运输工具。每丘须提供随军粮草和运粮的牛车、人力。
"作丘甲"的征收方式与初税亩的按亩征粮有所不同——军备征收更为复杂,既涉及实物(皮革、铜料、木材、粮食),也涉及劳力(制甲工匠、运输人力等),但不包括兵员征调(出人打仗仍由国人承担)。
实物征调:每丘按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分摊规定数量的军事物资。产出皮革的农户出皮革,产出粮食的农户出粮食,拥有林地的出木材——因地制宜、各出所长。
劳力征调:除了提供物资,每丘还须提供制造军备的工匠劳力和运输劳力。这部分仍带有劳役性质——以人力直接充当义务。
折算与替代: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"作丘甲"时期是否允许折算替代,但从后来各国的实践看,实物与劳力之间存在一定的折算关系——无法提供某种物资的丘,可以多出其他物资或劳力来抵充。这种灵活性使得征收更加可行。
"国人"与"野人"的身份区分是西周封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国人有政治权利和军事义务,野人只有劳役义务——两个群体的权利义务截然不同。"作丘甲"部分打破了这一区分:野人虽然仍不需要上阵打仗,但必须提供军备物资(甲胄、兵器、粮草等)——从"完全不参与军事"变为"出物不出人"。这是国人与野人之间身份界限开始模糊的重要一步。
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,"国野之别"的消失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到战国时期,所有人都是国家的"编户齐民"——不分贵贱都是国家的纳税人和潜在的士兵。这一进程的起点之一,就是"作丘甲"。
"作丘甲"将军赋从"按人身征调"改为"按土地分摊",确立了军赋与土地面积挂钩的新原则。这与后来战国各国普遍实行的"按户按亩出兵出粮"的制度一脉相承。
特别是商鞅变法中建立的"耕战体制"——农民按田亩纳税(实物地租)+按军功授田——正是"赋税军事一体化"的极致形式。从"作丘甲"的按丘征甲到商鞅的按亩耕战,中间有一条清晰的制度演进脉络。
"作丘甲"可以视为初税亩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配套。初税亩解决的是"田赋怎么收"的问题(按亩征粮),"作丘甲"解决的是"军赋怎么收"的问题(按丘征甲)。两者共同构成了鲁国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型的完整方案:
前594年初税亩:田赋按亩征收 → 前590年作丘甲:军赋按丘征收 → 前483年"用田赋":军费也按田亩征收
从田赋到军赋再到所有赋税,"按土地面积征收"的原则逐步覆盖了国家财政的所有领域。
从实际效果看,"作丘甲"大幅扩大了鲁国的军备供应来源。此前只有国人提供军备,现在所有"丘"上的居民都要分摊。这意味着鲁国可以征集到远多于以往的甲胄和兵器,显著增强了军事实力。
这也反映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——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,仅靠"国人"已经无法满足军事需求,必须将军事义务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。"作丘甲"正是这一历史趋势下的产物。
按土地质量分等级征收实物赋税。虽然侧重于田赋而非军赋,但"按土地征收"的原则对后来各国的改革产生了示范效应。
不分公田私田按亩征收田赋。这是"作丘甲"的直接前驱——田赋按亩征了,军赋自然也要跟上。
按丘征收军赋,打破国野之别。初税亩的军事延伸,鲁国赋役制度改革的第二步。
楚国清查全国土地,按产出量核定赋税数额。南方大国也从贡纳转向按产出征收实物,说明"按土地征收"的制度转型已扩展到中原以外。
郑国也实行按丘征收军赋。与鲁国"作丘甲"如出一辙,说明"按土地征军赋"已成为春秋后期各国的共同趋势。子产的改革虽遭到贵族激烈反对("取我衣冠而褚之,取我田畴而伍之"),但最终推行成功。
鲁国进一步以田亩为标准征收所有军事费用。从"初税亩"的按亩征粮,到"作丘甲"的按丘征甲,再到"用田赋"的按田征调一切军费——鲁国用了一百多年时间,逐步将所有赋役统一到"按土地面积征收"的轨道上。
与对初税亩的态度一样,《谷梁传》对"作丘甲"也持批评立场:"非正也"。在儒家看来,军赋应向国人征调,这是西周礼制规定的"正道";现在向所有丘上的居民征收,混淆了国人与野人的身份区别,是对古制的破坏。
儒家批评的实质是对"礼崩乐坏"的哀叹——"作丘甲"打破的不仅是一项赋役制度,更是西周封建等级秩序的核心原则。当国人与野人的义务界限被模糊时,整个旧秩序的根基就在动摇。
从务实的角度看,"作丘甲"是鲁国面对齐国军事威胁时的合理应对。仅靠国人提供军备已经无法满足战争需求,扩大征收范围是增强国力的必然选择。春秋中后期各国面临的形势都是一样的:战争规模越来越大、频率越来越高,旧的"国人出兵"体制已经跟不上时代。
"作丘甲"与初税亩一样,都是在旧制度无法维持时的务实调整——不是为了"革命",而是为了"活下去"。但正是这些出于现实需要的零星调整,汇聚成了瓦解旧制度、开启新时代的洪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