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国是中国古代分封制的核心载体。天子将一定区域的土地和人口"分封"给诸侯,诸侯在封国内建立政权,享有完整的行政、司法、军事和赋税权力,并对天子承担朝贡、从征等义务。"封"即划定疆界,"建"即建立政权,合称"封建"——这就是"封建制度"一词的本义。
西周初年,武王和周公大规模分封,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(一说更多),形成了"天子—诸侯—卿大夫—士"的层级统治体系。诸侯再将封国内的土地分赐卿大夫,建立采邑。天子居于金字塔顶端,诸侯国拱卫王畿,层层分封、层层效忠。这一体系在西周前期有效维护了王朝的统一和稳定。
然而随着时间推移,诸侯封国的势力不断壮大,天子的实际控制力日渐衰弱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封国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,互相征伐,天子沦为名义上的共主。秦统一天下后,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封国制度,"废封建、置郡县"成为中央集权的标志。但汉初又一度恢复分封,最终在汉武帝推恩令后封国才逐渐名存实亡。
周武王灭商后,面对广袤的新领土和各地残存的商朝势力,仅靠周王室一族难以有效统治。于是采取"封邦建国"的策略——将宗室子弟、功臣和归顺的部族首领分封到各地,建立诸侯国,代替天子统治各地。这些封国既是天子的屏障和藩篱,也是周王朝控制天下的触角。
王室宗亲——占封国的绝大多数。如鲁国(周公之子伯禽)、晋国(周成王弟叔虞)、卫国(周武王弟康叔)、燕国(召公奭之后)等,是天子最信任的屏藩。
功臣——如齐国(姜子牙),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大功而受封。功臣封国虽然与王室异姓,但通过联姻和盟誓维系忠诚。
先代之后——如宋国(商纣王庶兄微子启),封先代圣王之后以示"兴灭继绝",安抚前朝遗民。
秦国的立国较晚。秦人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(今甘肃天水一带),为附庸,尚未成为正式诸侯。直到前770年,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,才被正式封为诸侯,获得岐山以西的土地——秦国作为诸侯封国的历史由此正式开始。秦国是西周分封体系中最晚获封的诸侯之一,起步低、地处偏远,但最终却是灭掉所有封国、统一天下的那一个。
诸侯在封国内自行设置官职、任命官吏、管理百姓。封国有自己的一套行政体系,不受天子直接干预。诸侯对封国内部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。
诸侯在封国内制定和执行法律,审理案件,决定刑罚。各国法律不尽相同——这也是后来秦统一后"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法度"的原因。
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,可自行征兵、训练、作战。但按礼法,天子有权征调诸侯军队("勤王"),诸侯应天子之召出兵是重要的义务。到了春秋战国,这一义务已名存实亡。
封国内的赋税由诸侯征收,用于自己的行政和军事开支。诸侯只需按时向天子进贡(朝贡),贡品的种类和数量有礼法规定。封国的赋税收入远大于上交天子的贡赋——这也是封国能够不断壮大的经济基础。
诸侯对天子的义务:按时朝贡、应召出兵(勤王从征)、定期朝觐述职、不得擅自扩大疆界、不得互相攻伐(需经天子裁决)。然而到了春秋时期,这些义务已基本沦为形式,诸侯实际上已是独立的国家。
秦灭六国、统一天下后,丞相王绾建议分封诸子为王,镇守各地——这是沿用周代封国的老路。廷尉李斯坚决反对,认为周朝正是因为分封导致诸侯坐大、互相攻伐、天子失权,前车之鉴不可重蹈。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,"废封建、置郡县"——不再设立任何封国,全国统一实行郡县制。
秦始皇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(后增至四十余郡),郡下设县。郡守和县令由朝廷直接任命,有任期、可调动、可罢免——与封国诸侯的世袭终身制截然不同。郡县制使中央政府第一次实现了对全国每一个角落的直接管辖,是中国从"封建制"走向"中央集权制"的历史性转折。
秦始皇废封国是对延续八百年的分封传统的彻底否定。他的逻辑非常清晰:"天下共苦战斗不休,以有侯王。赖宗庙,天下初定,又复立国,是树兵也。"——天下之所以战乱不止,就是因为有诸侯王(封国)。好不容易统一了天下,如果又去封国,等于自己栽种战争的种子。这一论断在当时极具远见,郡县制此后成为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基本行政制度。
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,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"孤立无援"——没有宗室封国拱卫中央。于是在全国推行"郡国并行制":中央直辖区域设郡县,同时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建立封国。封国拥有行政和军事权力,实质上恢复了西周的分封制。
汉景帝时期,朝廷推行削藩政策,引发了吴、楚等七个诸侯王联合叛乱——这正是秦始皇和李斯当年预言的"树兵"之祸。七国之乱虽然在三个月内被平定,但充分证明了封国制度的巨大隐患:给了封国治权,就等于给了它反叛的资本。
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"推恩令"——规定诸侯王死后,封国不再由嫡长子独自继承,而是必须分给所有儿子。一代一分,封国越分越小,几代之后大国变成一堆小县,再无力量对抗中央。推恩令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妙的政治手段之一——不用动一兵一卒,就将封国问题彻底消解。此后封国名义虽存,实际上与普通郡县无异。